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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伊斯兰金融研究述评

2017-09-29 10:55:12  来源:浙江经济网  有评论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沿线途经全球主要伊斯兰教国家与穆斯林聚集区域,这些国家和区域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并存。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伊斯兰金融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成长与发展,特别是在自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伊斯兰金融有着良好的表现。2008年之后的四年间,伊斯兰银行资产的平均增速超过了17%,仅卡塔尔、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阿联酋和土耳其六个最主要的伊斯兰金融市场,在2014年的银行资产就已经达到7530亿美元,同时预计在2014到2019年间,将有19%的年均增长率①。地域分布上,伊斯兰金融也已经不再局限于穆斯林人口聚集的东南亚、中东与北非地区,在西方主流金融市场也占有一席之地。非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金融发展表明了伊斯兰金融中心争夺战日趋激烈,这其中又尤以英国、新加坡等为代表(姜英梅,2014)。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70个国家,以伊斯兰银行、债券或保险等形式引入伊斯兰金融,它已成为许多国家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伴随着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对伊斯兰金融的研究也日益丰富,特别是在本轮金融危机后,研究主题所涵盖的内容日益广泛。本文试图围绕伊斯兰金融本身的原则与实践特征,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比较,以及与伊斯兰金融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对有关伊斯兰金融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本文的第一部分阐述伊斯兰金融的原则及其相关的交易形式,第二部分介绍当前伊斯兰金融的实践特征,第三部分总结有关比较研究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异同的文献,第四部分分主题评价与伊斯兰金融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最后是研究总结与展望。

一、伊斯兰金融原则

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存在许多区别,许多传统金融赖以生存的工具并不在伊斯兰金融体系的范畴内,伊斯兰金融拥有其自身特有的设定原则(王永宝,2014)。借鉴Khan(2010)的研究,根据El-Hawary与Grais(2003)的定义,伊斯兰金融体系具有四条主要原则:对利息(Riba)的禁止和风险共担(Risk-sharing)原则,物质性(Materiality)原则,没有剥削(NoExploitation)原则以及不可为有害活动融资(NoFinancingofSinfulActivities)原则。这些原则中,包含了伊斯兰金融最重要和最显著的两个特征:一是对利息的禁止,二是收益与损失的分担。

穆斯林所指的利息,用“Riba”一词来表示。早期曾有过Riba一词的含义是仅仅对应于英语中的高利贷一词,还是也包括利息一词的争论。Khan、Mirakhor(1986)已经指出,Riba一词同时包含这两个意思,这在穆斯林学者中已经是一个共识。特别要说明的是,所禁止的是利息,并非获利,对于获取回报是允许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斯兰金融的另外一个特性———收益与损失的分担,是禁止利息的一种派生结果。在伊斯兰金融中,不允许有之前设定好的收益,投资人、银行与融资者要共同承担项目产生的收益与损失,与传统金融不同,不能通过一个前定的收益率,将风险进行完全的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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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从文明层面来说,这两大伊斯兰金融的特征,其本质是伊斯兰经济公平理念的金融表现,其内涵是反对不劳而获。易诚(2006)认为,在伊斯兰学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共同信念,即利息是一种高利剥削,这种禁律是基于社会公平公正等论据。具体来说,如Kuran(1989)曾提到,伊斯兰经济的公平概念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注物品的分配平等;二是关注物品分配过程本身的公平。正如巴曙松、刘先丰、崔峥(2009)指出的,伊斯兰金融的发展过程是传统金融与伊斯兰教义两者相互调和的过程,是金融与伊斯兰宗教相结合的产物。

伊斯兰金融体系的原则下发展出的相关交易形式,主要分为两类(见表1):一类是基于收益损失共担(ProfitandLossSharing,以下简称PLS)原则下的交易形式,主要以Mudarabah合同与Musharakah合同为代表,收益与损失在交易中通过利润分配的形式进行分担,是类股权型的交易形式;一类是基于非收益损失共担原则下的交易形式,主要以Murabahah合同与Ijarah合同为代表,对于利润的支付是确定总额进行分期付款或延迟付款,其收益与损失的分担体现在产权的转移中,是类债券型的交易形式。对于储户而言,在伊斯兰金融体系的原则下,同样不允许有事前定好的利息收入。具体来说,储户的存储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储蓄账户,类似于传统金融中介中的活期存款账户,可以随时取回,所不同的是,存储于这类账户中的存款是不支付任何收益的,对此类存款,伊斯兰金融中介要作为负债全部保留,不可以进行投资与放贷,保证储户随时可取,因而也不产生收益;另一类是投资账户,此类账户所依据的原则是收益与损失共担,从理论上说,有收益但是并不保证收益的多少,也不保证本金,此部分资金对伊斯兰金融中介而言,可以表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可以放在共同基金中进行投资,产生收益或者承受损失,与储户分担(Askari,2012)。

二、伊斯兰金融实践特征

伊斯兰金融是一种遵循伊斯兰教法规定,同时具有金融与宗教双重特征的正式金融制度。如Khan(2010)所指出的,伊斯兰金融包含了更广泛的伦理道德,而不仅仅是没有利息的交易而已,相对于传统银行,这提升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同时,Khan(2010)也指出伊斯兰金融当前的实践与其理想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下面从伊斯兰金融实践中三个有代表性的现象入手,进行梳理评述。

(一)类债务融资多于类股权融资

如前所述,收益与损失的共担是伊斯兰金融最大的原则与特征之一。Dar、Presley(2000)、Khan(2010)等许多研究与调查发现,虽然伊斯兰银行目前有着快速发展的良好趋势,但是在实践中,很少施行甚至无法施行收益与损失共担原则。许多金融统计资料表明,Mudaraba与Musharaka合同所占的比例都非常低。

作为伊斯兰金融实践特征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当前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一类研究是从风险规避与激励的角度来解释此类现象,最早源自Kuran(1993)的研究,他将其归结为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并预测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将迫使伊斯兰银行看起来与传统银行一致。之后,Aggarwal、Yousef(2000)通过一个两阶段股权债权混合模型发现,随着代理问题的加重,越来越多的债券型融资方式被选择。他们指出,在穆斯林国家当前的状况下,更多的选择类似于债券型的融资方式是对外部经济状况的理性反映。Chong、Liu(2009)的研究同样将原因归结为PLS融资会遭遇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由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时银行缺少管理与控制权加重了委托代理问题。Khan(2010)研究在给定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将与此相关的风险问题具体分为事前的逆向选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两类,与Aggarwal与Yousef(2000)一致的是,他同样认为面对这些风险,伊斯兰银行更偏好于非收益损失共担融资,是一种对金融交易中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理性反馈。

另一类研究从伊斯兰银行面临传统银行竞争的角度出发。ElGamal(2006)指出,由于分配金融信贷与风险是传统金融与伊斯兰金融都要面对的问题,伊斯兰金融不得不尽可能类似的去模仿传统金融,而且监管准入的类似性,也是造成两类银行相似的原因。Chong、Liu(2009)也对此研究予以肯定。另外,Hanif、Iqbal(2010)则通过对金融专家、伊斯兰银行从业人员、企业家与科研人员的实际问卷调查结果,总结了当前对于类股权型融资流行的障碍,包括传统银行的盛行、企业的利润操纵、更高的税额、更弱的监督、对合作方能力的信任、风险性,特别是不具备如传统金融的融资报告体系来确保透明性等方面。

(二)替代商业风险

受制于传统银行的竞争压力,衍生出了伊斯兰金融实践中的第二个特征,即存在“替代商业风险”。

理论上说,在伊斯兰金融中,由于不允许有利息的存在,储户将存款放在投资账户时,其本质是一种收益分担账户,伊斯兰银行将此资金与银行股东的股权资金共同放置在资金池中进行投资,通过投资产生的收益,以一个定好的比例与储户进行分担,但是伊斯兰银行作为中介方,要收取一定的佣金,其比例是合同规定好的,但是对于股东来说,其收益就是投资收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股东与非受限制收益分担投资账户(UnrestrictedPSIA)的储户承担了相同的风险,却得到了更多的收益。在实际中,问题又展现出了另一个方面,银行间的竞争压力,特别是来自于传统银行的竞争压力,使得伊斯兰银行不得不去放弃部分管理费,以向储户提供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说,部分非受限PSIA账户的风险又被股东所吸收了,这个现象就被称为“替代商业风险”(DisplacedCommercialRisk)。对此,Archer、Karim(2006)提出,从理论上说,在伊斯兰金融中,要在两类具有不同风险多样化能力和偏好的投资者之间进行风险分担,那么“替代商业风险”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潜在价值创造方式,而在实际中,伊斯兰银行会设立部分程度的管理费保留,以使得放弃管理费的收益损失最小化。针对这个问题,Abedifar、Molyneux、Tarazi(2013)用图表化的形式指出,相对于传统银行,“替代商业风险”的存在,使得伊斯兰银行损失承受力提升,破产风险降低。

(三)客户认知与态度

第三个具有代表性实践现象是有关客户认知与态度方面。对多数银行用户而言,总体来说,纵使是穆斯林用户,伊斯兰金融也相对属于新生事物,真正实践中的客户体验与满意变得十分关键,这对今后伊斯兰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此,不少研究借助问卷调查等形式进行研究。其最大的特征是用户对伊斯兰金融知晓但不了解,同时就选择原因而言,宗教因素是其中之一,但并非唯一因素。

Okumus(2005)与Raza、Azeem(2014)分别利用来自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样本发现,用户虽然知道诸如Mudarabah和Musharakah等产品,且对服务表示满意,但并不具体知晓如何进行这样的业务。就选择原因而言,Okumus(2005)指出,多数受访者认为宗教是首要原因,不基于利息原则是次要原因。Gait、Worthington(2008)的研究更进一步的区分了个人、公司对于伊斯兰金融产品的态度,他们发现尽管宗教信仰是个人选择伊斯兰金融的关键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银行声誉、服务质量与定价也同样相关,而对公司客户而言,往往还是要凭借一些传统银行的标准,比如融资成本。Ongena、Sendeniz-Yuncu(2011)研究同样着眼于公司与银行的联系,通过将公司进行分类,他们发现银行类型选择与企业的特点是高度一致的,比如小型企业都偏好大型银行,伊斯兰银行主要与那些年轻、关注于某些行业、与多家银行打交道的透明性比较好的企业进行业务往来。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Weill、Godlewski(2014)利用包含贷款本身、借款公司与国家三个层级的7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特别是引入国家因素,使数据结构更加完善。他们发现如规模、期限等贷款本身的特征以及融资者质量等因素对伊斯兰贷款的选择都没有显著影响,反而是国家层级的因素显著地影响了辛迪加伊斯兰贷款的选择,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教,其次是制度质量与金融发展。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影响了伊斯兰银行的选择与使用,比如Wahyuni(2012)所指出的,在前期,社会影响是主要的原因,但在之后的阶段中,价格与有关知识成为了新的影响因素,并且,有关知识最终成为了影响伊斯兰银行使用的显著变量。

综上所述,有关伊斯兰金融实践特征的研究,都暗含着将传统金融作为基准线,由此给出伊斯兰金融的实践特征。因此,作为兼具金融与宗教双重特征的正式金融制度,与传统金融的比较是伊斯兰金融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伊斯兰金融的比较研究

正如Wahab、Aziz、Abuzraida等(2014)指出,无论是伊斯兰金融还是传统金融,其制度目标都是通过提供资金的流动等服务,来为经济运行做出贡献。但是在运营模式、金融产品与服务等方面,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又有区别,因此,概括地说,两者是殊途同归。当前对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用银行级数据的银行绩效比较。从研究主题上讲,几乎涵盖了微观金融,特别是银行绩效的各个方面。我们下面将分别从风险、效率、金融危机表现以及商业模式等主题分别进行综述。

银行运行风险方面,Ariss(2010)发现伊斯兰银行信贷风险较高,同时资本化程度也较高,降低了融资风险。Cihak、Hesse(2010)关注伊斯兰银行自身,发现小型伊斯兰银行比大型伊斯兰银行更加稳定。Faye、Triki、Kangoye(2013)关注非洲伊斯兰银行的发展,他们发现伊斯兰银行的稳定性更高,这得益于非洲伊斯兰银行更高的平均资本收益率。Abedifar、Molyneux、Tarazi(2013)的研究则进一步细化,从信贷风险、破产风险与利率风险三个方面对比了伊斯兰银行与传统银行,同时在进一步区分不同伊斯兰银行后,他们发现,伊斯兰银行信贷风险较低,尤其是在小规模、高杠杆以及处于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地区的伊斯兰银行,同时,小型伊斯兰银行的资本化程度高,破产风险更低,支持了Cihak、Hesse(2010)研究结论。Srairi(2013)同样认为伊斯兰银行信贷风险更低,然而在私人银行方面,Srairi(2013)认为二者是同样稳健的。但是Abedifar、Molyneux、Tarazi(2013)指出大型伊斯兰银行在破产风险上与传统银行差别不大,另外,伊斯兰银行的贷款质量、利息收入以及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上较低。在这一点上,与Kassim、Majid、Yusof(2009)的研究不同,他们利用马来西亚的数据,发现伊斯兰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最主要工具———利率更加敏感。Saeed、Izzeldin(2014)指出,相比于传统银行,效率与违约率之间的权衡对伊斯兰银行而言,并不明显,这反映了伊斯兰银行的不稳定性。在进一步考虑宗教因素下,Baele、Farooq、Ongena(2014)的研究认为,虔诚的个人或宗教网络借款人的违约率更低,在宗教派别有更好投票权的大城市以及在斋月中,伊斯兰贷款的违约率更低,风险更小。

银行总体效率方面,Beck、Demirguc-Kunt、Merrouche(2013)与Srairi(2010)均指出传统银行更高。但是Bader、Mohamad、Ariff、Hassan(2008)与Johnes、Izzeldin、Pappas(2013)的跨国面板研究结论都认为总体效率上两类银行是没有差别的。而Abdul-Majid、Saal、Battisti(2010)用产出距离函数法发现伊斯兰银行的规模报酬更高。

面对金融危机的绩效表现比较方面,Hasan、Dridi(2011)指出金融危机期间伊斯兰银行的信贷与资产增长更好,与其商业模式相关的因素减少了2008年的盈利损失,但是由于风险管理的缺失,导致之后更大幅度的利润下滑。Beck、Demirguc-Kunt、Merrouche(2013)的研究也认为伊斯兰金融表现更好,进一步指出更高的中介比、资产质量与资本化程度是主要原因。Al-Khazali、Lean、Samet(2013)、Ho、Rahman、Yusuf、Zamzamin(2014)与Jawadi、Jawad、Louhichi(2014)均利用市场指数数据进行研究,也支持金融危机期间伊斯兰金融表现更好的结论。而Rashwan(2012)的研究认为两类银行在2008年的绩效表现是无差异的,在金融危机前,伊斯兰银行更好,在金融危机后,结果相反;Bourkhis、Nabi(2013)同样认为金融危机对两类银行的影响是无差异的,但是在金融危机后,伊斯兰金融表现更好。

商业模式选择等银行运营方式方面,Beck、Demirguc-Kunt、Merrouche(2013)指出伊斯兰银行与传统银行差异不大,这与Abedifar、Molyneux、Tarazi(2013)的结论基本一致,他们发现伊斯兰银行并没有因为提供伊斯兰金融服务而额外收取费用。Elnahass、Izzeldin、Abdelsalam(2014)与Karim、Hassan、Hassan、Mohamad(2014)分别从贷款损失准备与资产充足率两个方面,发现对两类银行借贷行为与银行价值均有正向关系。Farook、Hassan、Clinch(2013)的研究发现,伊斯兰银行利润分布与贷款损失变更的关系是逆向的。Shaban、Duygun、Anwar、Akbar(2014)用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发现,相比于伊斯兰银行,传统银行从小企业借款中的收益更多,而由于贷款与收入组合策略的多样化,道德风险假设对伊斯兰银行是显著的。

另外,在市场势力或市场结构方面,Weill(2011)指出,从Lerner指数看,两类银行差别不大;Ariss(2010)的研究也认为二者市场垄断程度基本相当。但是在进一步包含控制变量后,Weill(2011)指出传统银行的市场势力更强。在二者的债券市场表现方面,Godlewski、Turk-Ariss、Weill(2013)指出股市投资者对传统债券的公告是中立的,但是对伊斯兰债券的公告是负反应,而且由于对伊斯兰投资资质的过度需求所产生的逆向选择机制,导致了更低质量的债券公司选择了伊斯兰债券。

最后,在有关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比较研究中,还有一类研究以模拟实验数据为研究对象。Hassoune(2002)与Kiaee、Abrishami、Sobhani(2013)分别利用模拟数据研究了伊斯兰银行与传统银行收益率波动和存贷款绩效的问题,El-Komi、Croson(2013)则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小额贷款违约率情况。利用模拟数据也成为了两类金融比较研究中的一个新动向,但当前研究的主流依然是利用银行级会计数据。就研究样本来看,绝大多数研究都挑选了传统银行与伊斯兰银行共存的经济环境作为样本区域,样本数量与时间跨度因研究而异。从数据来源看,Bankscope数据库是最常被使用的数据库,此数据库中有专门的伊斯兰银行选项,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分类不清、覆盖面不够广等问题(Cihak、Hesse,2010;Gheeraert,2014),再从研究方法看,如数据包络分析、随机前沿面等常见的比较分析方法多有使用,面板计量技术也因为样本特征的符合被最常使用。最后从研究结论看,因时间跨度、样本类别、指标选择与计量方法的不同而不同。总体上说,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异同并不一致,在微观层面的银行绩效方面与宏观层面的经济效应方面都有待更多实证证据的支持。

四、伊斯兰金融与宏观经济

前文所综述的主题中,无论是伊斯兰金融的原则、实践特征,还是与传统金融的比较研究,多偏向于微观层面,这一部分,我们将从伊斯兰金融发展,以及其与金融稳定性、经济增长的关系三个方面,对伊斯兰金融与宏观经济问题研究进行综述。

(一)伊斯兰金融发展

在传统金融领域,已经证明,法律,特别是法律根源对于金融发展是有影响的(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Vishny,1997,1998)。伊斯兰金融是遵循伊斯兰教义的金融活动,其法律根源与大陆法系、欧美法系都有区别,是否也对伊斯兰金融发展产生影响呢?不同的学者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总体上说,在伊斯兰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中法与金融的关系得到了延续。

对此,一方面的研究是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入手。Ahmed(2006)开创性地在理论上讨论了伊斯兰法在金融中的地位,他指出在给定可容许性的原则下,伊斯兰商业法是可以将沙利亚所做出的约束包含进去的,是可以促进金融发展的,当前伊斯兰金融的蓬勃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作者还强调了法律基础构建对于伊斯兰金融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如Ahmed(2006)所说,伊斯兰法是学派的法律,由此意味着不同伊斯兰教派对伊斯兰法教义有不同的解释,这就与大陆法、欧美法系之间由历史演化带来的区别类似,也将影响伊斯兰金融发展。在实证上,Grassa、Gazdar(2014a)发现,完全沙里亚法法律结构与包含有欧美法的复合法律结构都显著促进了伊斯兰金融的发展。Grass、Gazdar(2014b)又进一步指出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对于伊斯兰银行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但与传统金融不同的是,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推动作用却并不显著。同时,以上的实证研究还发现,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对于伊斯兰金融发展有推动作用。另外,苏丁、阿兹米(2012)与Boulila、Zouari(2014)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上提出了政府支持,特别是法律、监管等方面对伊斯兰金融发展差异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从伊斯兰金融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研究。El-Gamal(1997)构建了一个包含虔诚的穆斯林伊斯兰银行、常规利率银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模式,并且三者在其中相互作用的演化博弈模型,模型证明了伊斯兰银行长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愿意在纯伊斯兰银行与利率银行间存在有系统性相互作用的混合模式,且这种模式要以一种伊斯兰方式处理事务。之后Ariff(2014)研究指出,当前伊斯兰银行发展正处于产品差异化的初始阶段,伊斯兰银行希望通过对沙里亚法的合规来修正传统银行产品,但来自于传统银行的竞争使得符合沙里亚法的成本由伊斯兰银行承担,这压低了利润;同时,Ariff(2014)也指出,伊斯兰银行面临更复杂的风险管理挑战,是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伊斯兰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性

对伊斯兰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性的研究起步很早,最早的理论研究源自Khan(1986)与Mirakhor、Zaidi(1988)。他们先后构建了封闭与开放的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模型,研究指出,伊斯兰金融能够更好的应对来自经济的冲击,具有更高的金融稳定性。Darrat(1988)则利用突尼斯的数据,为伊斯兰金融更加稳定的研究提供了最早的实证证据。

从研究结论上来说,如Belouafi(2012)所指出的,似乎是有一个一致性的意见———基于股权与参与模式的伊斯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更高。Belouafi(2012)总结后指出,债务与杠杆是金融不稳定性的来源,而伊斯兰金融所采取的股权或收益损失分担参与模式是其更加稳定的前提。Askari(2012)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个结论。具体就近期的研究而言,Askari、Iqbal、Krichene、Mirakhor(2010)基于完全就业均衡的传统假设,证明了伊斯兰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定性,文章指出与伊斯兰金融相关的是储蓄乘数,而非信贷乘数。Askari、Krichene、Mirakhor(2014)通过将伊斯兰金融的回报率定义为边际产出与单位股权的比值,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指出,利率、债务与刚性的缺失,使得伊斯兰金融体系可以从短期均衡发展为一个稳定的长期均衡。Askari、Krichene(2014)在伊斯兰金融股票市场的研究也支持这个结论,他们指出伊斯兰股票市场带来的稳定性可以吸引更多的参与人,排除传统股票市场的危机,支持持续的经济增长。

当前,研究主题的逐渐细化成为新动向。Kia、Darrat(2007)利用伊朗的经济数据,发现所估计的货币需求模型在面对大量的外部冲击与政策变化②时,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中,都是稳定的,证明收益风险分担的银行体系最小化了金融不稳定性。Cihak、Hesse(2010)与Shahid、Abbas(2011)的实证研究开始关注伊斯兰银行规模问题,都发现小型伊斯兰银行的金融稳定性更高,但不同的是,后者认为伊斯兰银行的市场份额对其他银行的金融稳定性有显著的影响,而前者认为没有。而Shajari、Mohebikhah(2014)研究结论认为,小型伊斯兰银行在金融危机后更加稳定,但是在此之前,大型的伊斯兰银行更加稳定。

当然,对此问题,也有研究认为伊斯兰金融是不稳定的。Naqvi(1981)指出,股权型的融资为投资者的预期带来了不确定性,这就必须通过某种保险制度去规避,因此给银行及整个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Zuberi(1992)则借助于来自巴基斯坦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并不支持货币公共需求在没有付息金融资产下更加稳定的假设。

(三)伊斯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目前伊斯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等方面的问题,以选取单一或少量国家的实证研究为主,其结果与第三部分的对比分析一样,依赖于样本、时间和方法等因素,结论不尽相同。

Darrat(2002)以伊朗和巴基斯坦为例,对比了两国在引入无息银行前后所产生的宏观经济表现,其分析结果表明,在引入无息银行后,首先是改善,至少并没有妨碍整体的宏观经济表现,其次产生了更加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加可控的货币环境,加强了货币流通与以价格稳定性为主的政策目标之间的联系。但是,作者也指出,受困于严重的代理问题,无息银行也是尽量避免长期的基于收益损失分担的项目,特别是在工业和农业上,因此,对于加快增长速度的作用十分有限。Furqani、Mulyany(2009)的研究发现,伊斯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长期中具有双向关系,但是在短期中是需求导向的。而Abduh、Chowdhury(2012)与Abduh、Omar(2012)的研究分别指出,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中,伊斯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或双向关系。Tabash、Dhankar(2014)以卡塔尔为研究样本,发现在长期中伊斯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关系。Al-Oqool、Okab、Bashayreh(2014)利用约旦的经济数据,发现二者只在长期中表现出了双向关系。Abedifar、Hasan与Tarazi(2014)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一步确认伊斯兰金融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也指出这样的关系依赖于制度环境。而Goaied、Sassi(2010)借助16个中东、北非国家的样本发现,发现伊斯兰银行与经济增长显示出很弱的关系,但是如理论证明的,是倾向于正的关系。

与实证研究类似的是,理论研究结论也并不统一。一类文献认为伊斯兰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发展,如Gheeraert(2014)所总结的,伊斯兰银行得以发展的理论激励来自于其对经济与社会福利的改善,也就是说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赵忠龙(2014)指出,伊斯兰道德经济学进一步把市场制度化为一种在经济环境中进行交易的制度框架,得到道德过滤的市场机制,可以实现个人效用、利润与社会福利的最优。另外,Bashir(2002)通过将银行设定为厂商的角色,以技术进步来表示中介能力增强也证明了这一点。另一类文献则认为伊斯兰金融对于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这其中以Kuran(1996)等文献为代表,他们认为宗教与金融的结合给经济与金融活动增加了约束与限制,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对此,Bjorvatn(1998)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他认为宗教与金融制度的结合,反而可以降低道德风险,并由此提出,伊斯兰教信仰程度高的地方,其实更适合发展伊斯兰金融。

五、小结与展望

通过梳理伊斯兰金融研究的文献,小结伊斯兰金融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伊斯兰金融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首先,对传统金融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借鉴不足。伊斯兰金融禁止利息,这对于传统金融下的建模方法是一个挑战,但不意味着传统金融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并不可用,应该克服无利息体系下的建模困难,如以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而言,Feizi(2008)首次尝试利用此模型,对伊斯兰经济框架进行建模,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替代。所以,就研究方法而言,尤其是理论研究,可以更多的对传统金融模型进行借鉴,构建符合伊斯兰金融特征的数理模型。

第二,受困于数据可得性,实证检验多集中于微观层面。当前伊斯兰金融的实证研究中,宏观层面仅能以单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为样本,样本容量严重受限,且研究类型多为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因为数据问题,目前还很少涉足,这是目前伊斯兰金融宏观层面研究的缺失,现有的文献还具有很大的再深入研究的潜力。对此Gheeraert(2014)做出了一定的尝试,他与团队构建了一个在国家层面覆盖较全的伊斯兰金融数据库,以此可以对微观数据进行加总,并通过相关的计算得到了国家层面有关伊斯兰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检验了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整体的金融发展,以及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如何构建与选取合适的数据样本与实证方法,拓展伊斯兰金融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将是一个潜在的研究方向。

第三,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并存下的理论研究不足。当前研究结果表明,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有密切的关系,互相竞争,互相影响,而且就伊斯兰金融发展现状而言,双重银行体系是多数发展伊斯兰金融国家的现状,因此,在双重金融体系的国家,伊斯兰金融的宏观效应应当在一个共同框架下去分析。在目前的研究中,从实证层面去考虑双重银行系统的比较多,但是从理论层面去探讨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并存下宏观效应的研究尚不多见,Nabi(2012)在金融传染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伊斯兰金融的三区域模型,来分析双重金融体系下,金融风险的蔓延发展情况,这是对双重金融体系理论宏观问题的有力尝试。

第四,目前的研究中,对伊斯兰金融宗教特征与所处制度环境质量关注度不够。当前的研究中,多集中于关注伊斯兰金融的金融特征的刻画,但是宗教特征是伊斯兰金融所特有的,应当在建模与实证过程中,予以更多的关注。另外,从伊斯兰金融本身所处的经济环境而言,制度质量也是重要方面,尤其是伊斯兰金融的金融特征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使得制度质量问题更显突出,因此,应当力求在理论与实证模型中,去尝试去刻画伊斯兰金融的宗教特征与制度环境质量,这是其与传统金融不同之所在,可以以此完善理论模型,也可以丰富实证检验的变量选择,得到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作者:史晋川 任晓猛

来源:长江经济网

责任编辑: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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