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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占恒:积极构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再平衡

2018-01-25 16:52:28  来源:浙江经济网  有评论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转折,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深刻调整和重大变化。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以后,原有的经济生态和平衡关系被打破,必须重新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生态和平衡关系。由此可以说,积极构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再平衡,是梳理好发展理念、遵循“三大发展规律”、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谋取新一轮发展主动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顺应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和产业融合趋势,积极构建产业结构再平衡

实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从全国看,201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0:43.9:46.1,历史上第一次三产超过二产,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2014年,浙江第三产业比重也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上年的4.7:47.8:47.5调整为4.4:47.7:47.9,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这标志着中国及浙江工业化初始阶段以至中期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由此可以说,中国工业化的峰值已过,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出现拐点,由过去长时期的一再提高,到最近几年出现下降。这一进程还将继续延伸到“十三五”以至更长一段时期。同时,工业化面临向新型工业化的提升,面临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两化融合”,面临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发展等一系列新课题。

然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主导地位下降,反而应强化。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后工业化国家,还一再提“再工业化”。为此下一步产业结构的再平衡,一是工业比重的下降与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不能顾此失彼,即在大力鼓励发展服务业,相应调整工业强县、强市、强省战略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和冷落工业。二是工业要在“化”字上做文章,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指向,升级工业4.0版,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紧密融合,促进工业化的智慧化和服务化,促进工业迈向中高端,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服务化水平。总之,要积极构建“两化融合”和“四化同步”的产业结构发展再平衡。

二、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突破和互联网+趋势,积极构建新老经济业态的再平衡

目前,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标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应用,正在催生许多新的经济业态。尤其是互联网+,具有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连接一切的六大特征,有着强大的冲击力,无论产业、企业、政府、个人,离开互联网,就一定会被OUT。今后尤其是“十三五”时期,互联网+将是连接一切的时期,将催生一大批互联网+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物流、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购物等新业态。

当然,互联网+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不会也不可能取代传统产业和商业模式,这里有一个新老经济业态的再平衡问题。这种再平衡的构建早已开始。从2014年3月腾讯入股京东,阿里入股银泰,再到2015年8月阿里入股苏宁,这实际上是线上线下的联合,也是传统商业模式与现代商业模式的联合。正如马云所说:“互联网公司的机会未来30年一定在线下,而传统企业的希望一定是在线上。”“两个活得不好的业态结合起来,应该活得很好。”以后,互联网企业入股制造业,制造业企业入股互联网企业,都可能发生。浙江既是传统制造、传统商贸尤其是传统专业市场大省,又是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大省,如何做好互联网+的文章,搞好新老经济业态的再平衡,使传统业态与现代业态携手创造新的业态,完全可以期待。

三、顺应人口红利减弱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积极构建就业结构再平衡

过去维系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充足而低廉的劳动力供给。这一情况已发生拐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今后劳动力总量减少的趋势也难以扭转。同时,我国劳动力工资上涨很快,已高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劳动力供给绝对减少和工资水平大幅上升,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而且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浙江人口老龄化水平高出全国3个多百分点。可以说,未来浙江发展面临的人口红利减弱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比全国还要严重,维系经济发展的就业问题也会比全国严重得多。对此,必须积极促进由低端就业平衡向高端就业再平衡的转化。这就是说,一方面,要通过“五水共治”、“四换三名”、“三改一拆”等转型升级组合拳的实施,倒逼企业向产业微笑曲线两头延伸,减少挤压淘汰低端劳动力需求。一方面,要通过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冲劳动力减少和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同时,还要及早研究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退休年龄转换、工资上涨标准,以及养老保险标准等一系列再平衡问题。

四、顺应消费能力提高和消费需求升级趋势,积极构建消费结构再平衡

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处于3000到10000美元时,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 ,其中有7个省市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已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同时也意味着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消费档次、消费品位、消费质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已明显地由国内蔓延到国际。近年来,中国居民的大规模消费,由留学教育,发展到国际旅游、购房、抢购奢侈品,甚至发展到抢购诸如奶粉、马桶盖、保健品、化妆品等。

国人不信国货,抢购外国产品成风。这不是消费者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消费产品结构和消费环境和政策出了问题。如果不及时改变消费供给和优化消费结构,不大力提升消费的品种、质量、档次,不提高消费的服务和信誉,不改变消费的环境和政策,扩大消费需求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积极构建消费结构再平衡,关键要改变粗放型的数量供给,转而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个性化需求、精致化需求上下功夫。简单说,就是把消费者对国外的需求冲动吸引转移到国内来,这就需要国内的消费品质、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有一个根本性的提升。

五、顺应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趋势,积极构建发展动力再平衡

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是政府计划为主配置资源,还是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是主要由生产要素驱动,还是主要由技术创新驱动;是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还是主要依靠消费的协调拉动,等等。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过去的经济增长,其一是政府驱动,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能源、环境、审批、财政、税收等资源,充当招商引资的主体和第一责任人,各地经济增长主要看是否为强势政府和强势领导。其二是要素驱动,主要依靠土地、能源、矿产、环境容量、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甚至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增长。其三是投资和出口驱动,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和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面对国际市场需求减弱和经济下行的长期压力,必须重新构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即由短期驱动力转换为长期驱动力。这就要求:其一遵循经济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是建立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其二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用技术变革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益提高,来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三是变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为主要由消费和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其中,即使扩大投资也应有消费需求的匹配。因为长期过度依赖投资造成的投资回报递减规律已明显地显露出来,而长期过度依赖出口也造成进出口结构、外汇储备以及基础货币供给的失衡。当然,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换极其艰难,受制于很多条件,其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否到位以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

六、顺应城市化减弱和城乡一体化趋势,积极构建城市化结构再平衡

2014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77%,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浙江更高一些,达到64.9%。按照各国城市化发展规律,城市化进程在超过30%以后都会明显提速直至达到70%以上。现在来看,中国可能在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就会出现增速放缓。从实证分析看,中国城镇化率2002年为39.1%,2010年为49.9%,2014年为54.77%,从2002年到2010年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而从2010年到2014年年均只提高1.22个百分点。浙江更明显一些,2010年以前,城市化率年均都在1个甚至1.5个百分点以上,此后增速都低于1个百分点。同时,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

其实,城市化的本意不是让大家都进城,都市民化,而是让城市的文明包括交通道路、供水供电、网络通信、产业布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设施向农村延伸,使广大农民也能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为此,今后城市化的重点应是推动城市资源向农村下沉,大城市资源向中小城市下沉,中小城市资源向中心镇和中心村下沉,以资源疏导带动人口流动,走就地就近城市化道路。

七、顺应自然规律和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积极构建资源环境再平衡

反思起来,过去世界300年的工业化和中国30多年的工业化,无不在“人定胜天”的无知无畏下,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造成资源枯竭,江河断流,空气污染,环境恶化,引发许多人为造成的灾难,遭受大自然的报复。

完全可以说,人类的粗放型发展已经走到了极限,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已刻不容缓,已成为人类的共同目标和行动。下一步发展的再平衡,就是要走遵循经济规律的转型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和谐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里,遵循自然规律应为第一规律。为此,今后的发展一定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方面,要做好大量还债工作,包括治理各类污染,修复污染的土壤、空气、河流等。一方面,要着力开发利用可持续的资源、能源和循环利用技术。同时,要按照自然资源承载力,合理安排人口分布、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速度不一定会高,但效果一定会好。

八、顺应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趋势,积极构建对外开放再平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是深刻和长期的,这或许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转折,或许是二战后70年来世界经济高增长的终结。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低增长阶段和中国经济进入阶段性转变的“新常态”,而新的经济体的增长则难以替代这两股力量的消减,今后世界市场的低迷是长期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及浙江的比较成本优势大为减弱,一些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面临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及非洲国家的替代,甚至也面临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挤压。

而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及浙江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配套能力强、劳动力素质比较好、外汇储备丰富等综合优势。更重要的是,锻造出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具有整合世界资源和市场能力的企业家,如浙江的鲁冠球、李书福、马云、南存辉等。今后对外开放格局的再平衡,一是优化进出口结构,外贸出口向中高端市场迈进,“由卖得多卖得贱,向卖得少卖得贵”转变,着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外贸进口更多引进稀缺资源、高端技术、紧缺人才等。二是加快“走出去”步伐,鼓励企业在全球投资,构建资源、制造、物流和技术研发基地,促进中国制造与世界制造相融合。三是实施好“一带一路”、亚洲自贸区等战略,在促进他国发展的同时,为自己发展赢得机会和市场。

九、顺应财政收入放缓和支出刚性增加趋势,积极构建财政收支再平衡

自1992年以来,我国财政收支一直呈现两位数以上的“双高增长”格局,即财政收入年增长均在10%以上,最高年份2007年到达32.41%,财政支出增长也均在10%以上,最高年份2008年达到25.7%,而且多数年份是财政支出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支增长又高于GDP增长。这种情况到2014年发生重大转变,随着GDP增长下行到7.4%,财政收支增长也双双降到1位数,分别仅为8.6%和8.2%。这是23年来的第一次。地方财政收入更不乐观,2014年多个省市区财政收入比上年下降,其中12个省市区财政收入增长降到1位数,有的省甚至出现负增长4.38%。2015年可能会延续这一情况。同时,政府负债居高不下,有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底总负债超过56万亿元,社保基金缺口达10万亿元。更重要的是,今后财政收支矛盾会进一步凸显: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出现拐点,土地财政乏力,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相关税费等,财政收入增长回落到1位数将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增加科教文卫居等民生保障,补充社保基金、加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使财政支出继续呈刚性增长。

针对今后财政收入放缓和支出刚性增加趋势,必须抓紧研究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积极构建更有效率的再平衡。一是各级政府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提倡勤俭办公,节省每一个“铜板”。二是加强预算执行刚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三是改善民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立足于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多做“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四是创新财政投资方式,对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扶贫开发等,尽量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来源:杭州决策咨询网

责任编辑: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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